1996历史油价_2019历史油价

1.那些年，消失的集装箱和大船 | 港口圈

2.T·布恩·皮肯斯的玩转能源市场

3.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

4.《石油真相》:国际油价定价权在谁手中

5.介绍下中国股市发展中经历了哪几起牛市?

那些年，消失的集装箱和大船 | 港口圈

近日，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宣布大规模重组，马士基将通过进一步战略整合，提升客户体验，为其提供更优质的端到端服务。

具体而言，马士基旗下萨非航运品牌（Safmarine）将并入马士基品牌，以增强客户接触全球综合性产品的机会。丹马士品牌（Damco）中的空运和拼箱业务(Air and LCL)将和马士基物流与服务产品整合，成为马士基端到端产品的有力补充。也就是说，萨非航运Safmarine和丹马士Damco这两个品牌将完全退出市场，。

事实上，在航运市场快速发展的40年间，“新面孔”咱们见得不多，“老朋友”倒是告别了不少。许多航运公司和品牌因破产、收购、合并等原因退出市场，它们造型独特的集装箱和大船只能成为“老码头”心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40年间“消失”的航运公司，你还记得几家？航运江湖的“恩怨情仇”，你又知道哪些故事？

SeaLand

最初的SeaLand由美国卡车运输业企业家马尔科姆·麦克林创立，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集装箱之父”，发明了统一尺寸的集装箱中而实现了航运业的革命。

1956年4月26日，麦克林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艘集装箱船Ideal-X，该船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甲板上装有58个集装箱。

1999年12月，马士基航运收购了SeaLand；2000年，马士基航运公司在全球将其商业名称更改为 Maersk SeaLand。

2015年1月，SeaLand作为马士基集团在美洲的独立运营商开始运营。

CGM

CGM，这个缩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没错，它就是当前全球航运公司运力排行第二的达飞集团（CMA CGM）的一半。

1855年，法国航运公司Compagnie Générale Maritime（CGM）成立，不久后更名为Compagnie Générale Transatlantique。CGM在法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以便其将邮件合同运送到法国殖民地、海外领土以及外国。两次世界大战之后，CGM与另一家法国航运公司CMA成为竞争性的国有公司，即由国家所有但以竞争性方式经营的私营营利性公司。法国政府在1974年至1977年间逐步合并了两家公司，CMA+CGM，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达飞集团。

P＆O Nedlloyd

P＆O Nedlloyd Container Line Limited是个航运业罕见的“混血儿”，由英国企业和荷兰企业共同运营，在伦敦和鹿特丹设有两个总部。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由荷兰运输公司Royal Nedlloyd（Nedlloyd Line）和英国海运巨头P＆O Group（P＆O Containers）合并而成。

Royal P＆O Nedlloyd 于2005年被马士基收购，并与他们现有的集装箱运输业务Maersk-Sealand合并成立了Maersk Line。

OCL

别看错了，OCL和OOCL（东方海外）可大不一样。OCL由四家英国公司于1965年成立，在电子舱单的标准化格式的开发中起着领导作用。到1982年，OCL已成为欧洲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运营商，拥有20艘集装箱船和60,000多TEU的运力。

1986年，英国海运巨头P＆O购买了OCL大部分股份。1987年1月1日，OCL的名称不再存在，该业务被称为P＆O Containers Ltd（P＆OCL）。1996年，P＆O Group与Nedlloyd Line组成P＆O Nedlloyd，2005年8月，马士基集团又“大口吞下”P＆O Nedlloyd，从此，OCL与P＆O Nedlloyd都成为马士基的“家业”。

USL

United States Line (USL)和SeaLand是“亲兄弟”，它们有着同一个爸爸——马尔科姆·麦克林。八十年代初石油危机时，麦克林订购了十四艘省油但是航速更慢的货船，每艘单价七亿五千万美元。但他低估了行业过剩的运力，1985年油价大跌到14美元一桶后，他的节油货船因为速度慢丧失竞争力， 最终公司无力承担十二亿美元的债务，1986年十一月宣布破产重组，这在当时是美国 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破产。

USL 在世界各地的五十二艘货船，一万多个集装箱最后被债权人收缴，拍卖。麦克林在USL 里的股权资产也被清零，他自己始终没有真正从这个破产中恢复过来，2001年五月去世，享年87岁。

韩进海运

韩进海运是韩国企业韩进集团旗下的海运公司，曾为全球第7大集装箱班轮公司，是韩国最大的世界级货运公司，主要由200多艘货柜轮、散装货船和液化天然气船组成的船队，运营著全球60多条定期和不定期航线，运航35个国家的90多个港口，其中包括14个货柜专用码头及2座物流转运中心，每年向世界各地运输上亿吨货物。

受国际贸易不景气、海运市场欠佳的影响，韩进海运截至2015年底负债高达6.6兆韩元、负债比近850%，2016年全年亏损50亿美金。由于长期财务状况不佳，2016年5月，韩进海运已在债权人主导下计划开始重组；但在8月底韩进海运最大债权人韩国产业银行否绝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在9月初结束所有的金援，最终韩进海运破产，导致港口码头等债权人纷纷采取扣船等法律行动，最终给航运市场带来了长久深远的不良影响。

UASC

阿拉伯联合船务公司（UASC）是由阿拉伯海湾国家六个政府（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于1976年7月共同成立的。卡塔尔拥有UASC 51％的股份，沙特阿拉伯政府拥有UASC的35％，其余股份则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持有。

2016年，赫伯罗特宣布与UASC进行合并，两家公司之间的整合于2017年完成。合并时，UASC是全球第十大班轮运输公司，拥有56艘集装箱船，市场份额为2.7％。合并之后，赫伯罗特吸收了UASC所有业务和资产，成为当时全球第五大集装箱班轮公司。

NYK、MOL、K Line

三家日本最大的船公司，就这么从全球运力排行榜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不不，它们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进化“变身”了而已。

NYK Line（Nippon Yusen Kaisha），大名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背靠三菱财团这个大靠山，1875年该公司开通了日本第一条从横滨到上海的班轮服务。

MOL，大名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它的“金主爸爸”则是日本另一家有名的财阀三井集团。

K Line，大名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曾是全球第十四大集装箱运输公司，造船界耳熟能详的川崎重工和它也是一家人。

考虑到集装箱运输业利润下降和产能过剩影响，日本最大的三家航运公司在2016年决定“抱团取暖”，将旗下集装箱运输部门进行合并，当时世界第六大集装箱运输公司——ONE（Ocean Network Express）横空出世。NYK控制着ONE38％的股份，MOL和K Line分别拥有31％的股份。

T·布恩·皮肯斯的玩转能源市场

投机者不可能永远胜利。1996年，皮肯斯因在天然气价格的一场豪赌中下错赌注而背上了沉重债务，导致梅萨石油公司被其他公司购并。但是，离开了梅萨的皮肯斯并没有放弃能源市场的投机机会，1997年，他建立了BP资本管理公司，下设BP资本能源商品基金(BP　Capital　Commodity)和BP资本能源股本基金(BP　Capital　Equity)两只对冲基金。

皮肯斯之所以能够玩转能源市场，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市场中的强大影响，并通过一次次大胆而准确的“预言”、对各种相关事件的炒作和加深与共和党的关系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这种影响力。

2004年5月，当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40美元/桶时，皮肯斯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大胆预言国际油价将会涨到50美元/桶以上，而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油价将跌穿35美元/桶。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2005年他继续唱多，在这年“卡特里娜”飓风的帮助下，原油价格飙升了37%，皮肯斯当年共有15亿美元入账。2007年9月，他又在CNBC上表示油价将突破100美元/桶；去年7月，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再次大胆预言，由于石油产量提高有限，三年后国际油价将重新回到2008年147美元/桶的高位。

油价上涨不仅增加了BP商品基金收入，也推高了能源类股票的价格，使得BP股本基金自然赚得盆满钵满。皮肯斯还大肆做空受油价上涨打击的化工、橡胶、玻璃等行业的股票。2000年，皮肯斯的投资收益高达5000%，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正因为他在石油市场上的影响力，皮肯斯被业内人士称为“油神”，并进入《福布斯》评选的最富有的400名美国人之列。截至2008年9月，皮肯斯的个人净资产达31亿美元。他称自己是当今世界上“最幸运的老头”，并坦言自己在70岁以后所赚的钱要比他70岁以前所赚的都要多，仅70岁以后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就占其一生中所交个人所得税总额的75%。

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作家乔治_奥威尔(GeorgeOrwell)在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描绘了一个核武器阴影下的世界。

在奥威尔的描绘中，受破坏性武器的相互制衡，大国之间直接战争得以避免，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徘徊在危险边缘的敌对行动：间谍、诡计、权谋......世界就此陷入一个“没有和平的和平”(peacethatisnopeace)。

一语成谶。

随着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计划相继出台，一场彼此猜忌和怀疑的"不信任漩涡"将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卷入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这主宰了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

在这期间，美国对苏联展开了除军事行动外的一切遏制，从贸易管制、经济制裁、联盟对抗、技术围堵到围绕粮食和石油的经济战，苏联也一一接招，采取了反制措施。

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还占着上风。但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

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苏联继续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最终导致社会动荡，走向解体，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落下了帷幕。

经济封锁：孤立和拉拢

在经济方面，美国一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等手段将苏联孤立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对欧洲实行经济援助，拉拢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集团。

贸易管制：1947年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对苏联集团各国实行贸易管制，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国家出口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长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次年3月，美国政府开始实行新的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美国贸易管制清单内的各种物资。

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战后的第一个《出口管制法》，把对苏联国家的贸易管制战略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美国的贸易管制清单包括全面禁运类和限制出口数量类，当时杜鲁门政府认定，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必须能够影响苏联的整个生产体系。

在贸易管制的影响下，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迅速下降，从1952年时的2700多万美元锐减到1.5万美元。

在双方抗衡的四十多年里，美苏贸易局势也随着双方关系忽冷忽热。在矛盾激化的时期，美国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

贸易管制严重阻碍了苏联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断绝了其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直接导致苏联被割裂，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苏联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遭遇掣肘。

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处在2.6%-4.2%之间，直到1988年还处在5%之下。80年代贸易出口额占GNP的世界均值为21.8%，而苏联仅仅为7.7%。苏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差距一直相当显著，苏联的出口额平均只有美国的1/3。

经济制裁：美国最爱使用的经济制裁大棒在冷战期间自然也不会缺席。据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1945年以来,大约三分之二的制裁都有美国参与。在1960年-1975年期间，美国曾26次威胁或实施经济制裁。

1981年12月29日，里根政府以苏联支持波兰政府军事管制为由，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

具体经济制裁措施包括：中断苏联航空公司对美国的一切飞行；命令关闭苏联采购委员会；停止签发和延长向苏联出口电子设备、计算机和其他高级技术器材的许可证；推迟举行新的长期谷物协定的谈判；暂停签订新的美苏海运协定的谈判；向苏联扩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将需要得到批准；命令停止签发向苏联出口这些设备(其中包括铺管机)的许可证；不延长应于近期续订的美苏之间各项交流协定，其中包括能源、科学和技术协定，并将对其他所有的美苏交流协定进行全面的审查。

此时，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是微乎其微，苏联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不再依靠西方技术和资金，但这样的制裁对于当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处于“解体”前夕的苏联来说，依然是一场雪上加霜。

例如，1982年，通过切断切断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的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使得苏联外汇收入锐减，由此损失了150-200亿美元收入。

援助盟国：在美国的战略中，对苏联国家的遏制政策和对西欧国家的扶持和拉拢政策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八千字电文中提出“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在1945年5月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复兴欧洲的观点，他认为欧洲的经济困难会给苏联造成可趁之机，是欧洲的经济失调趋势才使得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得以盛行，美国的复兴计划就是要克服这种趋势，因此援助欧洲是美国遏制苏联和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正式提出马歇尔计划(TheMarshallPlan)，又称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Program)。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持续到1952年6月。

在这段时期内，欧洲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

依据国际开发总署（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统计，马歇尔计划主要参与国家及份额为：英国（24.7%）、法国（21%）、意大利（11.7%）、德国（10.8%）等。从援助的形式上看，主要包括美元援助、技术协助、担保金以及对等基金等。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美国对欧洲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即打破战前各国间贸易、关税的壁垒，缩小国与国的差别，创建欧洲经济的一种新结构。

《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中第115条，规定西欧国家必须与美国签订多边与双边协定，才能取得援助；受援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和经济计划，都必须由美国为执行马歇尔计划而设置的机构—经济合作总署(ECA)同意；必须用美国贷款的一部分资金，生产美国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必须撤销关税壁垒或减低关税率以利美货倾销；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并为美国储备战争工业所需的战略原料；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监督等等。

有分析认为，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后对美国的依附，一方面有助于美国对苏联和德国进行“双重遏制”，使得美国有效承担起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责任和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美国在欧洲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取消欧洲国家间关税壁垒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面对西方的经济围堵，苏联也推出“莫洛托夫计划”来抵制和反击"马歇尔计划"，援助东欧经济发展，并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

但“莫洛托夫计划”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战后苏联和东欧的复兴,加强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但却制约了东欧国家和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也是导致苏联、东欧严重背离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因素之一，东欧经济发展越来越落后于西欧。

技术遏制：美苏博弈的核心领域

在冷战阴霾下，科技是美苏博弈的核心领域。

为了在技术方面围堵苏联，在美国的提议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lExportControls)，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CoCom）于1949年正式成立，并于1950年1月开始活动。

作为一个不公开对外、没有正式条约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巴统集结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十七个成员国。

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此外，为了防止盟国对禁运政策的抵制，美国国会于1951年通过了《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MutualDefenseAssistanceControlActof1951），通过削减援助等方式逼迫西欧和日本进入共同防卫的轨道上来。

20世纪70年代后，为增加贸易收入，美国政府开始利用巴统“例外程序”，扩大出口禁运物资，但限制高新技术转移仍然是“缓和时代”不可突破的障碍。

1976年2月，国防部国防科学局研究小组向国防部长提交一份题为《对先进技术输出管制的分析》报告，系统论证了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重点从战略物资禁运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必要性和涉及的一系列政策问题。

1979年，美国《出口管制法》正式将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作为出口管制的特殊重点，并将军事方面重要技术清单作为美国商品管制清单的组成部分，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大型计算机系统技术，软件技术，瞬时处理信息自动控制技术，集成材料、防务材料处理和制造技术，能源开采技术，大型集成、特大型集成设计、制造技术，军事仪器技术，电子通信技术，诱导和控制技术，超短波构成技术，军用车辆引擎技术，高级光学(包括光纤)技术，传感技术，海底系统技术等15种技术列为禁运范围，后来又将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工作母机、电子复合硅、激光装置增补列入对苏联的禁运清单。

1982年11月，美国建议在巴统管制清单中新增种类100余种，最终巴统成员国同意将其中58种纳入管制清单，包括浮动船坞、宇航船、太空登陆器材、超导材料、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特殊合金生产技术和设备、海上油气开采技术等。此后高新技术的开放和禁运范围虽有微调，但阻止高新技术流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趋势不变，甚至得到了强化。

苏联注重发展和吸收对军工发展比较重要的重工业技术，在航空航天、潜艇等军工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处于世界顶级的水平。

但片面发展军事重工业的苏联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畸形的经济结构。1940年，苏联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生产总值的61.2%，1955年上升至70%，1960年高达72.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机器制造业产品中60%以上是军事商品，而耐用消费品只占5%-6%，国家发展科学的拨款中75%用于军事科研。

当时苏联轻工业技术落后，甚至无法满足国民生活需求，严重依赖进口。在技术输入遭到围堵断绝的情况下，事关民生的轻工业无疑成为了与美国较量中苏联的一大薄弱环节。

面对严格的技术封锁，苏联转向东欧工业国家大量采购，或者花更大成本通过中立国进口西方禁止对苏联出口的技术设备，甚至通过地下渠道和商业间谍来获得先进技术。

70年代，由于局势的缓和，苏联加大了向西方采购机械设备的力度，化学、汽车、能源开采设备以及计算机等都是苏联引进的对象。但有限的技术引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帮助苏联成为真正的技术强国，反而如饮鸩止渴，削弱了苏联加大自主研发的动力。

随着前苏联1991年解体，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但西方国家的技术出口管制并未就此消失，199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接棒“巴统”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

直击七寸：石油和粮食

苏联石油资源丰富，是其获取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上世纪60年代，向西方出口石油的收入每年占苏联外汇总收入的40%，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已经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1973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不到3美元涨至超过13美元；1979年，由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再次从每桶14美元飙涨至35美元。

飙升的油价引发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却为苏联送来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家油价随着世界经济连续衰退而开始走软。1985年8月，沙特石油出口从不足200万桶/日猛增到约600万桶/日，年末更达到900万桶/日。当年11月，国际石油价格从30美元/桶一路下跌，在不到5个月之后跌至12美元/桶。这使得苏联在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硬通货，几乎是其硬通货收入的一半。

按照苏联能源部官方统计，1985-1988年世界油价下跌，从1984年的212.6美元/吨下降到1988年的93美元/吨，下降了129%，致使该国四年间共计损失400亿卢布。

与此同时，美元贬值使苏联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收入。这令本已问题严重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并成为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导致油价急速下跌的沙特增产的背后力量一直被认为是来自美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提出针对苏联的隐蔽经济战，其核心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经济体进行研究，找到它的脆弱性，找到其咽喉命脉，并针对这种脆弱性，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打击，削弱其国力。

中央情报局研究结果发现，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在部分年份中，石油和天然气所赚取的硬通货占据苏联全部硬通货的60%-80%，并且这些收入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支柱。苏联虽然从西方赚取硬通货，但它需要用这笔钱从西方购买粮食和技术，以维持经济体制这个庞然大物。”

于是里根政府决定从国际原油入手，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通过禁运钢管和管道设备的措施，迫使西欧放弃与苏联业已签订的大口径管道出口协议，要求它的盟友减少对苏联集团石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为沙特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并提供最先进的预警机和毒刺式导弹，与沙特结成反苏同盟。

（来源：中国经济网）

美国还通过限制苏联天然气出口数量、向苏联转让有误技术来破坏苏联经济。美国鼓励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替代能源，减少对苏联天然气供应的依赖。

此外，1983年，美国还将一项协议强加给了国际能源机构，限制欧洲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比例，规定西欧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不得超过其能源需求量的30%。这项协议于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它切断了苏联从西欧获取硬通货的渠道。

除了能源领域，美国还盯上了苏联的另一个软肋——粮食进口。

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对农业投资甚少，农业产出无法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而美国正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吉米·卡特于1980年1月宣布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中断1500万吨对苏出口粮食，并协调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美国传统盟国参与这次粮食禁运，保证它们向苏联出口粮食不超过“正常和传统”水平。

为应对“粮食禁运”，苏联采取优先从多国进口的方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1980-1981年苏联从阿根廷粮食进口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苏联第一位粮食进口国。与此同时，苏联还扩大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的粮食进口量。

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3月24日部分取消长达15个月的对苏联粮食禁运，3个月后恢复对苏联大量出售粮食。虽然美国重新向苏联出口粮食，但苏联粮食从多国进口的政策仍在继续。美国的禁运使苏联和美国均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冷战的终结

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被看作是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

美国对苏联的缓慢绞杀过程中，经济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和拉拢盟友的方式，阻碍苏联贸易发展，断绝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技术领域，联手西方国家实施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

虽然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例如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莫洛托夫计划”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但效果并不显著，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还占着上风。当时苏联经济总产量相对美国缓慢但稳定增长，钢铁等特殊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在苏联出口中占巨大份额的能源和黄金价格都大幅度上涨。

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陷入动荡，1975年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混乱，滞涨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政策困境。

但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

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苏联继续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松动，走向解体。

参考资料：

崔丕，2002，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影响

王荆杰，2015，浅析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与影响

刘林元、聂资鲁、周显信，2003，论马歇尔计划的战略眼光

欧阳向英，2018，冷战期间美国是如何遏制苏联的

东北证券沈新凤，2018，由美苏冷战反观中美贸易摩擦——从经济角度出发

华泰宏观李超，2018，美国历次贸易摩擦胜利了吗？——中美贸易摩擦系列研究（二）

_望智库，1980年代油价暴跌拖垮苏联是美国的阴谋吗？

梁孝，美国的经济战、苏联解体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韩冬雨，莫洛托夫计划对东欧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

Cooper,RichardN.2008.EconomicaspectsoftheColdWar,1962-1975.WCFIAWorkingPaper2008-0018.

《石油真相》:国际油价定价权在谁手中

这话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的。与《石油战争》相得益彰《石油战争》的作者威廉·恩道尔在该书中文版前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后决定着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强权哲学。无独有偶，《石油真相》的作者童媛春也把基辛格的这番表态放在其著作的前言当中，并说这段上世纪70年代的名言，自其1990年涉入国际石油行业后便深刻地印入脑海。作者对这番话的思考与理解贯穿于《石油真相》当中，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悟出了一个道理：现代人类世界的核心利益构架由现行的国际政治体制所支撑，而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是金融问题，金融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问题，资源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能源问题的核心问题则历史性地选择了石油———这个被人类既恨又爱且离不开的尤物———来构建解决通道。上述问题链条纽带一旦风险失控，人类付出的代价除了金钱就是鲜血，特别是石油行业更是踩着尸骨走到今天。《石油真相》的思路与《石油战争》的逻辑似乎异曲同工，均触及了强权争霸世界的驱动力———对石油的绝对控制。不过《石油战争》一书更偏重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博弈，从国家间的折冲樽俎、刀兵相见中梳理出一条石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脉络，而《石油真相》则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视角出发，引导读者纵览石油工业发展之全貌，并聚焦于国际油价行情大涨大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令读者不再困惑于报纸上那些肤浅而泛泛的解读。解读油价需要全新的认知工具《石油真相》一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工具———“石油资源六元素理论”。在全方位的观察角度上，以苍鹰般的观察力对石油资源进行全角度的审视，为解读油价涨跌的真正原因提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实践性、建设性的理论基础和认知工具。根据作者的归纳，石油资源六元素首先包括资源元素、生产加工元素和服务元素，构成了石油行业中传统的上游、中游、下游环节，其次还涵盖商贸、物流、金融三个元素。由于很多人将目光只投在前三个元素之上，并以为所有涉及到石油的问题都能从这三个环节找到答案，因此做出了对石油价格的片面解读和预测。而探究油价波动的真正原因，是离不开对后面三个元素的认识与分析的。把石油资源六元素理论应用于实际，就会发现导致油价大幅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在作者看来，资源元素是撬动世界的万源之本。应该看到的是，人类对于地球石油资源的认知程度还很低，虽然这种资源是有限的，但随着勘探能力、开采能力、炼油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节能运动的兴起，石油在今后几百年甚至更远的未来中，满足人类需求应不成问题。此外，生产加工元素是石油价值实现的次基础环节(基础环节是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服务元素是石油价值达到现金实现的保证，商贸元素是套利的冲动来源，物流元素是实现价值的通道。而金融元素令石油超越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国际投机者通过博弈实现套利，可以说是皇冠上的宝石。回顾整个油价增长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价格波动的因素就是金融套利因素。有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国际石油金融期货市场的虚拟交易量要比实货交易量大出8到9倍(正常范围应在3倍之内)，金融套利己使价格规律脱离了原有的供给和库存关系。国际油价定价权在谁手中国际油价到底谁说了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所代表的资源供应国吗？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消费国吗？手里有钱就能掌握定价权吗？答案统统不是。《石油真相》提出了“超级经济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人们通常将美国称作超级大国(superpower)，但“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在“超级经济体系”(supereconomy)的基础之上。这个超级经济体系对于油价定价的支撑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国际金融信用体制，二是支付结算体制，三是计价计量体制，四是质量管理体制，五是国际法律保护下的文化导向机制。美国在这五个方面全都处于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导致国际石油市场受美国利益驱使，并为美国利益服务。事实上，二战后美元在世界上确立起来的主导地位，特别是1973年美国和中东产油国就排他性地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达成协议，决定了美国在石油定价权上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前四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标准和一些硬性规则，逼迫没有主导权的群体或国家无奈屈从，但也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反对。隐藏更深、效果更好的则是席卷全球的美国文化。透过美国的消费文化，激发全球消费者参与到与石油相关的一切消费活动之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的汽车文化，比较隐蔽的如纸尿裤和瓶装水)，迫使全世界离不开石油，也就离不开与之紧密相连的美元。由此看来，学会对美国消费文化说“不”，从根本上说其他国家对争取石油定价权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作者小传童媛春：笔名清华顽童。实战型国际资源学者。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0年加入美国安然公司，1995年进入美国PVM石油经纪集团，1996年后长期从事国际资源研究、管理、贸易、投资和咨询工作，现任香港联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拥有20多年的石油等资源国际业务发展和开拓经验。倡导在资源领域创新性、前瞻性、实践性和建设性的理论研究。《石油真相》童媛春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介绍下中国股市发展中经历了哪几起牛市?

给你一些详细的介绍，详细了解一下历史吧。

第一轮暴涨暴跌：100点——1429点——400点。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中国股市从100点起步；1992年5月26日，上证指数就狂飙至1429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个大牛市的“顶峰”。在一年半的时间中，上证指数暴涨1329%。随后股市便是迅猛而恐慌地回跌，暴跌5个月后，1992年11月16日，上证指数回落至400点下方，几乎打回原形。

第二轮暴涨暴跌：400点——1536点——333点。上证指数从1992年底的400点低谷启航，开始了它的第二轮“大起大落”。这一次暴涨来得更为猛烈，从400点附近极速地窜至1993年2月15日1536.82点收盘（上证指数第一次站上1500点之上），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上证指数上涨了1100点，涨幅达284%。股指在1500点上方站稳了4天之后，便调头持续下跌。这一次下跌基本上没遇上任何阻力，但下跌时间较上一轮要长，持续阴跌达17个月之久。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这一轮行情的最低点333.92点收盘。

第三轮暴涨暴跌：333点——1053点——512点。由于三大政策救市，1994年8月1日，新一轮行情再次启动，这一轮大牛行情来得更加猛烈而短暂，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就猛窜至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3点，涨幅为215%。随后便展开了一轮更加漫长的熊市。直至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跌至512.80点的最低点。这一轮下跌总计耗时16个月。

第四轮暴涨暴跌：512点——1510点——1047点。1996年初，这一波大牛市悄无声息地在常规年报披露中发起。上证指数从1996年1月19日的500点上方启动。1997年5月12日达1510点。不到半年时间，大盘暴涨1000点，上证指数上涨接近300%。自1997年下半年股市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调整”，1999年5月17日跌至1047点。

第五轮暴涨暴跌：1047点——1756点——1361点。1999年“519”行情井喷，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股指上涨将近70%，1999年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它第一次将历史的“箱顶”（1500点）狠狠地踩在了股民的脚下。随后股市大幅回调。2000年1月4日，上证指数直抵1361点。

第六轮暴涨暴跌：1361点——2245点——1000点。由于继续受欧美股市大幅攀升的刺激，中国股市最后奋力一搏，终于冲上了本轮行情的“至高点”。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冲向2245点的历史最高峰。自此，正式宣告我国本轮大牛市的真正终结。

2001年10月22日，上证指数快速跌至1515点这一敏感点位。1500点究竟是中国股市的“箱底”，还是“箱顶”？历史似乎跟我们股民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来1500点仍是中国股市的“箱顶”，曾经的“箱底”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是吗？就在中国股市在1500点的上方稍作停留后，她依然还是回到了她熟悉的1500点的历史“箱顶”下方，这样的指数点位似乎让人感觉更真实、更安全、更踏实可靠。

2002年1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1339.2点；2004年9月13日，上证指数跌至1259.43点；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相比，总计跌去1247点，这与此前专家预言“推倒重来”的1000点预测是十分巧合的。这便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上一轮疯狂的大牛市自制的“苦果”。

第七轮暴涨暴跌：1000点——3300点——1500点？2005年6月，上证综指破1000点，2006年1月从1200点启动，截止2007年10月中旬已收于6000点之上，过去的历史高点已被远抛脑后，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