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被称为黄金储备是_匈牙利金价值分析

1.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

2.世界上小麦主要目标市场和主要生产地

3.南斯拉夫为什么解体，成了那几个国家？

4.称霸草原二百年的匈奴族是白种人吗

5.分析二战后波兰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周期

6.开题报告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一些专家明确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短6年的之后，曾经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苏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在背弃、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雅科夫列夫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并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在苏共内部兴风作浪。

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苏共最高***在一个小圈子里讨论过这一建议。阿尔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认为建议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历史、抹黑苏联制度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传媒上出现。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后，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提倡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对瑞典的“会模式”极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缀也是徒劳。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

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已经表明，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显然，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失去了社会控制力。

上世纪末，叶利钦一度作为苏共内部政治上的反对派出现。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叶利钦等人仍宣称忠于“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他们也不时要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号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以“趋同论”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

但是，随着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逐渐掌握政治大权，他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叶利钦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

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走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

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居民中承认“俄罗斯是民主社会”的比例越来越小。连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罗斯当权派篡夺，俄罗斯当权者“损害人权、压制民主”。

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自由民主政治感到非常厌倦。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环早已变得黯淡。

2005年，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针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民主化”，2002年1月中旬曾指出，（俄罗斯）过去的那种“民主秩序”只是对极少数寡头有利……经历了 10多年激烈的变革，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 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在反思民主化的过程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将“民主化”当作政治夺权、推动和搞垮苏共的工具和手段。他们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他们认为，上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国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苏联的民主化，不如说是为了搞垮苏联。而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导致“民主、自由”泛滥，国家解体，人民丧失了尊严。如今，西方某些国家仍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压俄罗斯，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之后叶利钦宣称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不仅没能行得通，反而将苏联、俄罗斯先后引向一条绝路和迷途。经历了10多年的左右摇摆和反复，俄罗斯社会逐渐认识到：一是社会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二是借鉴他人经验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全盘照搬。有些东西对于他人是美酒，但对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戈尔巴乔夫

世界上小麦主要目标市场和主要生产地

世界小麦产量最大国家是中国,其次是印度、美国和俄罗斯

2007数据

世界种植小麦的国家很多，但产量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家(表1)，这7个国家小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7%。在这7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总产量超过1亿t的国家，位居世界第一，其次是印度、美国和俄罗斯。

从各大洲的分布看，小麦生产主要集中在亚洲，面积约占世界小麦面积的45%，其次是欧洲，占25%，美洲占15%，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各占5%左右，各洲小麦产量分布情况与面积比重大体一致。

亚洲和欧洲既是生产大洲，也是消费大洲，但亚洲当年产不足需，需要大量进口；北美(含中美)洲和大洋洲虽然产量不是很高，但洲内消费比例较低，大部分用于出口；非洲产量最低，但消费量相对较高，需要大量进口；南美洲生产和消费总量基本持平。因此，小麦的消费是全球性的，全世界约有40%的人以小麦为主食。小麦的供需结构决定了世界小麦贸易的特点：交易范围广、交易量大、参与国家多。

2.供给呈下降趋势，需求呈刚性增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统计，世界小麦常年产量为5.8亿t左右，占谷物总产量的28%。但近几年由于世界小麦种植面积减少，总产呈下降趋势。据美国农业部统计，1998／99年度世界小麦产量为5.89亿t，2002／03年度下降到5.68亿t，5年下降了2100万t，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产国小麦减产。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杨卫路根据有关部门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世界小麦消费总量呈刚性增长趋势o1961年全球消费量约为2.33亿t，1997年为3.35亿t，1981年为4.45亿t，1991年为5.55亿t，2001年为6.60亿t，以每10年1亿t的水平持续增长。而全球小麦的期末库存量则随着收成的丰歉而波动。近10年，全球小麦期末库存保持在1.1亿～1.3亿t，远低于1985和1986年1.7亿t的水平。2001年世界小麦库存已经降到近13年来的最低水平。

3.不同类型国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异较大

转型国家东欧和前苏联年人均消费小麦262kg，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0kg，也高于发达国家水平155kg，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最低，人均年消费小麦只有74kg。中国小麦人均消费为92㎏，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东欧的水平。

从消费结构看，发达国家以及处于转型期的东欧和前苏联，食用比例只有5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1%)；而作为饲料的比例较高，约占1／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6%)近1倍。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小麦消费数量将增加，但食用比例将降低，饲用比例将提高。

4.出口国比较集中，进口国比较分散，贸易量相对稳定

世界小麦贸易量自1981年超过1亿t以后，近十几年相对比较稳定，一直在1亿～1.2亿t之间徘徊。主要是因为一些传统的小麦进口国提高了自给率，从而降低了进口量，使世界小麦贸易量的增长受到制约。

全球小麦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4个国家，从表4可以看出，4个国家常年出口量为7500万t左右，约占世界小麦贸易量(1.1亿～1.2亿t)的70%。其中，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年均出口量在2700万t，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也是传统的小麦出口国，出口量一直稳定在1500万—1600万t，法国还是欧洲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另外，这4个国家小麦出口量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量的50%，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比例接近80%，属于典型的小麦贸易出口国。

进口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南美和部分欧洲国家也有一些进口。仅亚洲进口小麦的国家就达20多个，年均进口量超过100万t的国家就有12个。根据进口数量划分，意大利、巴西、日本和埃及小麦进口量都在600万t左右，韩国进口量近几年保持在400万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进口量也在300万t左右，是世界主要的小麦进口国。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小麦进口大国，常年进口量在1000万t左右,自1998提锐减,近两年进口量不足100万t。

二、世界小麦主产国情况

贸易大国，也是中国小麦的主要进口来源，因此，是中国小麦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是小麦生产大国，与中国相邻，而且近几年出口增长较快，是中国潜在的竞争对手，研究这些国家小麦生产、流通和贸易的基本情况，有助于我们制定应对措施。

1.美国

美国是世界小麦主产国之一，由于小麦种植效益比玉米和大豆低，自1997年美国小麦种植面积连续7年下滑，目前已由1997年的254万hm2下降到185万hm2，产量由1997年的6754万t下降到2002年的4406万t。但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小麦强国。

美国小麦按种植季节可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其中冬小麦种植面积占70%-80%，不论是种植和收获时间，还是冬春小麦比例都与中国相差不多。根据最终用途，美国将小麦分为五大类：硬红冬、硬红春、软红冬、白麦和杜伦小麦。

2.加拿大

加拿大小麦播种面积为100万-133万hm2，主要集中在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特三省。春小麦占80%左右，硬粒小麦占15%～20%，冬小麦仅占3%-4%o小麦单产水平不高，仅为2250kg，冬小麦产量相对较高，也只有3600kg。小麦一般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播种，8月下旬即可收获。其机械化程度较高，从播种到施肥、施药、收获小麦都是使用机械设备。一般以家庭农场经营为主，每户的经营规模，在东部地区平均为80hm2，在西部的草原省平均为300hm2。

加拿大虽然不是一个重要的小麦生产国，却是一个重要的小麦出口国。在收成好的年份，小麦产量也只有3000多万t，但由于加拿大人口少，可将小麦产量的60%以上用于出口贸易，在全球约1亿t小麦贸易中，加拿大占20%左右，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

3.澳大利亚

小麦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每年大约种植1200～1400万hm2，总产占世界小麦总产的3%。但由于澳大利亚干旱、半干旱地区占70%以上，灌溉面积很小(不足4%)，而且几乎不使用任何肥料，因此，小麦单产很低，全国小麦平均产量在正常年份只有1500～1800㎏，最高年份也只有2250㎏。澳大利亚大约有4万个农场以种植小麦为主，基本上以家庭经营为主，平均规模为900hm2，实行一年一作，而且有相当面积的土地休闲。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贸易国，大约80%的小麦用于出口，每年出口量为1000万～1200万t，占世界贸易量的10%，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小麦收获季节正是大多数产粮国的淡季，所以澳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具有季节性优势。

澳大利亚极其重视小麦的质量。其控制措施为：第一，新品种选育，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从亲本选配、各代选拔与鉴定过程中均采用较严格的控制手段和措施。第二，新品种推广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每年都要根据试验所得的数据资料公布一次小麦品种推荐名单和各品种的质量分析结果，供种植者选择。第三，严把收购质量关。收购的小麦至少要经过3次严格的质量检验。保证质量的另一个关键是仓储条件；从港口到基层收购站都采用标准化的金属仓库，架离地面，严格封闭，并撒施防虫剂。

4.法国

小麦是法国第一大类农作物，其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的50%，小麦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法国种植的小麦几乎全部是冬小麦，播种时间一般在10月15日至11月15日间，收获季节在翌年的7～8月间。法国小麦颜色为橙**，几乎没有白色小麦。由于气候适宜，法国小麦的产量很高，平均为480kg／hm2左右。

法国是世界第四大小麦出口国和最大的面粉出口国，也是欧盟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出口国。以1999年为例，法国小麦产量3600万t，出口小麦和面粉1700万t，约占欧盟小麦出口量的50%。尽管法国小麦的质量无法与美国和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面包麦相抗衡，但由于法国小麦价格比美国小麦每吨至少便宜40美元，亚洲进口商逐渐放弃价格高昂的美麦和澳麦，而以法国小麦作为替代。

5.印度

近几年来，印度小麦种植面积变化不大，但单产增加较大，产量已由1995年的2250㎏/hm2增加到2002年的2775kg／hm2，总产由6577万t增加到7181万t，增加了600多万t。2002年总产达到7637万t，总产仅次于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小麦大国。

印度小麦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1985—1988年印度共出口小麦128万t，1989年突然下降到1.3万t，2000年出口量增加到81万t，2001年和2002年猛增到300万t左右。印度小麦出口以饲用为主，主要出口国家包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及中东地区。

南斯拉夫为什么解体，成了那几个国家？

南斯拉夫联邦危机与解体过程中的国际危机

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联邦陷入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之中，1991年6月25日，

南联邦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率先单方面宣布独立，两天后，联邦军队进行千

预，从而引发了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武装冲突。1992年4月27日，随着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的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联邦国家一分为五，正式解体。南斯拉夫联邦在很短的时间

内从危机走向解体，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是国内因素，包括国

内各主体民族关系的恶化和80年代末期以来现实政治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同时

也应看到国际因素对南危机和分裂所起的重大作用。本文将分三大部分着重分析国际因素在

南联邦危机与解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南斯拉夫联邦外部环境的历史回顾

南斯拉夫地区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腹地，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历来是各种文化、各

种外来势力冲突交汇之处。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王

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以及英、法、意、德、俄等外部势力先后统治或

干预过南斯拉夫各民族。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形成很大差异。塞尔维

亚、黑山、马其顿人接受了东正教文化，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接受了天主教文化并带有强

烈的日耳曼痕迹，波黑一部分居民则阪依了伊斯兰教。可以说，一部南斯拉夫史即是南斯拉

夫各族人民的关系史，更是一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与外部势力斗争与交往史。外部势力对南

斯拉夫民族的影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二战以后，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建立，其对外关系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外部势力在不同阶

段对南影响不同。

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两个决议止。这一阶段南的外交

政策特点是一边倒。二战后期，西方盟国接受了南约两万名乌斯塔什、切特尼克分子及占领者

的其他伙伴的残部的投降，并予以收容，迫使南退出克拉根福和菲拉赫;在的里

雅斯特问题上对南施加了强大压力。这些都引起南共和南人民的强烈愤慨，使南与西方国家

关系大为紧张。在此情况下，铁托访苏，两国签订了《南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进行

全面合作，积极参加了“***情报局”的建立工作，对希腊***游击队提供了援助。南

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十分活跃的成员。被美国视为“除苏联以外东方对西方的一支最强大的

力量”，是“最具战斗力和最富进攻性的政权。”为此，美国伙同其它西方国家对南施加了

种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包括操纵联合国救济总署停止了对南的援助;拒绝归还战时南

存放在美的黄金和1945年被德国掠走的部分船队，长期封锁南多瑙河船队，积极援助南流亡

在国外的各种敌对组织和敌对分子，在西方建立颠覆南的间谍中心等等。①

①〔南〕《今日》周刊，1988年10月11日.

第二阶段是从***情报局关于南的两个决议至50年代中后期。战后初期，南与苏进行

全面合作的同时，两国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1948年6月和1949年11月，***情报局作出

两项关于南的决议，将南开除出情报局，苏东各国断绝了与南各种关系并向南施加了巨大的

压力。在此情况下，南调整对外政策，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对此，西方国家兴高采

烈。杜鲁门政府迅速改变了对南的敌意，视铁托为“亨利八世之后最伟大的叛逆者”，铁托

政府被看作“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支侵蚀性的非一体化的力量”。西方国家开始向南提供大

批军事和经济援助，美、英、法、荷、比、西德都介入这一进程。据《今日》周刊透露，仅美国到60

年代中期就向南提供了150亿美元援助。美还在政治上支持南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

与希、土签订《巴尔干条约》，通过这两个北约国家间接控制南。

当时美对南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把南扶植为一个对抗苏的地区力量，二是力图将铁托

拉入西方集团，颠覆南社会主义政权。但后一目标并未达到，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

逝世后南苏关系逐步正常化。在此情况下，美对南政策重新作了调整，认为“敌人的敌人就

是我们的朋友”。美女历史学家莱斯认为铁托并没有成为“我们的人”，但这并不能否认南

的战略价值。因此，美对南政策被确定为支持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和领土完整的南斯拉

夫。”①美认为，这一战略的价值有二，一是在政治上可影响或分化东欧集团，立是在战略

上可使南成为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美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在此期间，美并

未放弃对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颠覆的努力。

第三阶段是从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南一方面保持了与东西方集团的各种

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和从事发展不结盟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广

泛的战略合作关系，使南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二、南联邦危机中的国际因素(80年代末至1991,6)

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苏联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南联邦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由于南在东西方国家中的战略地位直线下降，西方国家对南的政策又一次作了重

大调整，新政策的核心是在政治上瓦解南共联盟政权，使南融入东欧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进

程中去。

1989年10月12日，布什在会见南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时明确表示，“欢迎马尔科维奇作

出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多元化的诺言”。1990年美国政府内部要求对南施加政

治压力的集团占了上风，布什政府明确了对南政策，即加强对南的人权压力，促使南向民主、

人权与自由的方向发展。公开指责南在这方面比其它东欧国家落后了，鼓励其迅速赶上去，并

表示可以用经济和财政手段影响南的国内局势。1990年3月美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访南时公开

讲，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南作为东西方缓冲地带和西方分裂东方集团样板的战略意

义已极大地下降。西方对南政策再次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促使南民主化是政策的中心。②美

国务卿贝克在1991年5月24日一项政策声明中阐述了对南新政策的目标:“美国对南斯拉夫的

政策是以支持民主、对话、人权、市场改革和统一的相互联系的目标为基础的”。③

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攻势下，南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988年斯洛文尼亚第一个反对

①《保持南斯拉夫统一是美国的政策目标》，载于1991年7月1日《纽约时报》。

②〔南〕《今日》周刊，1990年5月3日.

⑧同上.

派政党一斯洛文尼亚同盟成立。此后，各种反对党派纷纷成立，这些党派大都具有和强

调民族主义两大特征。与此同时，南共联盟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危机，各共和国党组织民族主

义情绪越来越严重，自由化倾向愈演愈烈。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公开批准在本共和国实行多党

制，克罗地亚党组织建议在南宪法中取消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的条款，实行政治多元化。在

南共联盟14大上，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公开提出要面向欧洲，要求人权与自由，改变联邦结构

的基本特征。当他们的主张受挫后，公开退出党代会，导致南共联盟实际上的解体。在1990

年4、5月间的多党制地方选举中，斯、克两共和国反对党先后上台执政，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取得初步成效。西方国家在对南政局变化欢欣鼓舞的同时，对塞尔维亚社会党在选举中获胜

深为不满，认为塞是“欧洲最后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堡垒”，必予除之而后快。继续对南联邦

事务进行干预，如在7991年上半年发生的“解散非法武装”事件中，在“塞政府镇压示

威”事件中，在“元首风波”事件中，西方国家都对南进行了广泛的赤裸裸的干预，加剧了

南联邦政治和民族危机。

与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南联邦政治危机极易导致联邦解体。从内因来讲，南联邦民族

关系复杂，尖锐，各主体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共和国，在这种It7i下，多党制实行

后，各共和国执政党和反对党大都标榜民族主义，鼓吹民族分离主义或邦联主义，从而激化

了，煽动起民族分离情绪，使南联邦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分裂几乎同步进行。例如在

“元首风波”中，梅西奇一方面猛烈攻击塞共政权，一方面公开宣称自己当选联邦主席团主

席后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建立一个主权国家松散的邦联做好准备。”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鼓励南联邦和平演变的过程，从客观上讲，也是分裂南联邦国家的

过程。但从主观因素讲，西方国家内部是有区别的。英、美、法等国一方面希望看到南联邦建

立起一个非***政权，另一方面也不愿看到南联邦分裂，担心南联邦因分裂造成的战乱会

导致巴尔干半岛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到欧洲的稳定。英美政府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这一点。

据1991年5月8日《泰晤士报》透露，图季曼就分裂南联邦向英美发出呼吁，并把克塞人的冲

突描绘成共产主义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但英国不为所动。在斯、克两共和国准备独立的

前几天，美国务卿贝克访问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南联邦统一。他说:“尊重人权原则，民主

原则，统一原则以及南斯拉夫领土完整原则不仅极其重要，而且非常必要。”①

然而，以德、奥、意、匈和梵蒂冈为代表的中欧国家和天主教廷势力则另有打算，他们

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乘南联邦内部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迸发之际，积极支持斯洛文尼亚和

克罗地亚的分离主义势力，使和平演变与联邦分裂双重目标合二为一。为此，它们使用了和

平肢解和鼓励武力分裂两种方式，以图分裂南联邦，恢复它们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建立

冷战后的新的势力范围。

德、奥、意等国认为，和平肢解南联邦是上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一是在政治上积极支持

克、斯分裂主义势力。在南联邦内部“解除非法武器”事件，邦联与联邦之争，“元首风

波”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公开站在克、斯一边，支持分裂。二是在宣传上大肆渲染克、斯与西

方在历史上、宗教上和文化、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以获得本国人民对政府分裂南联邦活动的

支持和激起克、斯人民对德、奥、匈等国的回归情绪。三是在法律上极力避开国家主权原

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片面鼓吹“权”原则，为分裂南联邦寻找法律依据。

①路透社贝尔格莱德1991年6月21日英文电.

事实证明，德、奥等国并未拘泥于和平肢解南联邦。由于南联邦政府、人民军和许多党派

的反对，也由于南联邦内部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德、奥等国在努力和平肢解南联邦的同时，

积极向南分离主义势力提供武器和情报，为装力分裂南做准备。据南国防部副部长布罗来特

在联邦议会一份报告中透露:从1990年8月以后，在克罗地亚内务部和斯洛文尼亚国防部、

内务部参与下，两个共和国非法进口了数万，大量反装甲武器、手雷、地雷、数百万发

子弹，无线电台和专门设备，这些装备主要来源是奥地利、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

国。仅斯洛文尼亚一家公司就从奥地利购买了5万支自动和4千枚反坦克火箭①。1991年1

月25日，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播放了克罗地亚从国外(主要是匈牙利)非法进口武器的记实录

相片，引起南国内外强烈震动。据南《政治报》1991年2月10日透露，梵蒂冈向克罗地亚提供

了40亿美元贷款，支持克从国外购买武器。南报还揭露了德国军事专家帮助斯洛文尼亚训练

地方部队以及与斯、克情报机构合作的消息。②

在德、奥、意、匈等国支持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进口了大批武器，组建了共和国

军队。随着两国武装力量实力的增长和准备工作的完成，终于在1991年6月25日宣布独立，

南联邦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过程中的国际因素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在国际社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南联邦作为联合

国创始国，不结盟运动创始国和东南欧大国，在欧洲乃至世界都是一个很有影响，颇具威望

的主权国家。它的分裂，势必改变东南欧势力均衡并对国际事务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克、

斯的独立引起世界各国强烈震动和广泛关注。

在南联邦解体过程中，先后介入并对南事务产生影响的国际力量有四种:(1)以美国

和欧共体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们是这一时期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力量，也是对南局势

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主要外部力量。根据对南事务干预目的和手段不同，又可分为以德奥意为

首的积极干预派和以美英为代表的谨慎干预派。(2)南联邦的周边邻国，包括阿、保、希、匈、

罗、捷等国。这些国家对南分裂态度不一，立场各异，有些积极参与了分裂南的活动，有些则

对南分裂持谨慎态度，有些主张保持南国家统一和领上完整。(8)欧共体、西欧联盟、欧安

会、北约、联合国等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也广泛卷入南冲突之中，在南冲突进程中发挥了各

种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有些组织背后站着大国势力，是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干预南冲突的

工具。(4)苏联。苏联出于对地区战略和本国内部民族问题的考虑，积极主张南联邦的统

一和领土完整，但由于其本身陷入严重的国内危机之中，对南事务干预能力有限。"8.19事

件”后，苏内部也逐渐走向分裂，无暇顾及南事务。

1991年6月25日，当斯、克两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出后，美、英、法、苏、意、

罗、捷、匈、保等欧洲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公开表示主张南领土完整和统一，不承认斯、克

独立的合法性。当然，在各国公开立场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考虑。英、法、美等国主要

担心南联邦危机加剧会威胁到欧洲稳定，因此，对斯、克独立持谨慎的不赞成立场。苏联

外交部则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一个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南斯拉夫的存在是巴尔干和整个欧

洲稳定的重要因素”，“苏联坚决主张对南斯拉夫必须格守国际法和欧安会文件的一切准则

①〔南〕《战斗报》1991年6月14日.

②〔南〕《晚报》1991年7月6日.

和原则。”意、德、匈、保、捷等国在公开表示赞同南统一的同时，明显表露出对斯、克两

国独立的同情。德国有影响的《总汇报》在6月26日和27日连续发文，支持斯、克独立，认

为“国际上承认的自决权适用于他们”，“斯、克独立是因为他们与中欧各国传统相同”，

“独立可以使他们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同西方市场经济建立联系”0美国和欧共体为南斯拉夫

统一进行的干预起了相反的作用，支持南统一只是支持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和塞共主导的军

方”。其立场昭然若揭。

1991年6月27日，南人民军与斯洛文尼亚地方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欧洲战后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国际社会对南局势的干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南联邦军队用武力维

护国家统一的行动，西方国家和南联邦的一些邻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

韦尔称，“用军队去保障内部统一是不允许的”。美发言人塔特怀勒说:“我们坚决

反对暴力和流血”，并透露美将支持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南共和国。德国总理科尔在欧共体首

脑会议前对记者说:“在欧洲，人们今天被枪杀，突然间自决权不再管用了，这是不能接受

的。”奥地利一方面增兵奥、南边境，一方面发表声明和展开外交活动，支持斯、克两共和

国。波兰外交部声明指出，在解决内部冲突不得诉诸武力，认为每个国家少、民有权宣布独立。

匈牙利总理安托尔声称支持南6个共和国的自决权和主权，认为“在南存在一个由***人

思想和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统治的塞尔维亚是不好的，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不能算内政。”

英外交大臣赫德认为“旧的制度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腐朽状态，无法再维持下去了，目前已不

大可能再使整个国家聚合在一起了”。英报称“新的世界秩序的下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和平手

段肢解南斯拉夫”。①

至7月上旬，西方国家中美、英等国和南一些邻国的态度基本明朗化，这就是和平肢解

南联邦，以此来达到打击塞社会党政权和南人民军，瓦解南联邦，维持巴尔干稳定的多层目

标。这与德奥等国分裂南联邦，将斯、克两共和国纳入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目标异曲同工，基

本吻合。此后，积极主张分裂南联邦的德奥等国开始主导西方国家对南政策，在南联邦分裂

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分裂南联邦这一基本目标确定后，西方国家制定了分裂南联邦的基本策略:(1)外

部施加压力，从内部分化和瓦解联邦主席团和政府，使联邦机构陷于瘫痪和瓦解，使南联邦

失去其存在的政权基础。(2)重点打击主张维护国家统一的南人民军，使这一可以维系联

邦统一的强大力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s)根据分裂南联邦的实际需要，在不同时期，

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原则。如在支持克、斯独立的初期，德、奥等国片面强调权

原则，只字不提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克、斯独立已基本成功后，他们又强调

南各共和国边界和领土不可分割的原则，否认克境内塞尔维亚人的权。

在具体干预方式和手段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宣传舆论手段。从国际法角度讲，无论克、斯宣布独立，还是联邦政府和军队进

行干预，都是南内部事务，外部势力无权千涉。然而，在南联邦分裂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

突出现象，即西方国家宣传舆论工具基本上是一边倒，对克、斯独立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对

南联邦政府，尤其是对南人民军发表了大量谴责、攻击性文章，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

舆论。这种情况鼓励了斯、克强行独立的决心。7月4日，斯洛文尼亚总理拒绝了联邦主席团

①〔英)《星期日泰晤士报》1991年6月30日社论.

的停火建议，声称，“如果联邦军队发动新的进攻，欧洲对斯洛文尼亚的支持就会进一步加

强。”①克罗地亚也尝到国际舆论支持的甜头，克国防部长称，“我们将使这场冲突国际化”。

(2)经济制裁手段。南联邦对外贸易60%针对西欧，对西欧经济依附性较大。西方国

家利用这一点，对南联邦进行威胁，制裁。南内战刚爆发，欧共体就以冻结贷款相要挟，强

迫塞尔维亚妥协，同意梅西奇担任联邦主席团主席。7月5日，欧共体宣布冻结了对南10亿美

元的经济援助和武器销售。德外长称，这是为了限制南联邦军队。9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

过713号决议，对南实施武器禁运。11月8日，欧共体宣布对南实行全面经济制裁。这些举措

恶化了南联邦经济，给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3)军事手段。表现在多方面。首先，奥、意、匈等国在边境地区集结军队，与斯、

克地方部队频繁接触，从外部对南人民军施加军事压力。其次，为斯、克独立培训新兵，在

澳大利亚、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地建立培训基地。②第三，向斯、克提供大批武器。这

些武器不仅包括各种轻武器，也包括导弹、飞机、坦克等先进的重型武器。③第四，西欧联

盟和欧共体多次讨论组建对南千预部队，准备对南直接进行军事介入。

(4)政治和外交手段。政治上主要是支持梅西奇从联邦最高层分裂联邦的活动，结果，

导致了联邦主席团和联邦政府的分裂，使联邦存在的法律基础发生动摇。外交上主要是以

德、奥为首的国家，从南内战一开始就对欧共体和其他国家进行说服工作，要求承认斯、克独

立。由于欧共体内部意见难于统一，德国决定放弃欧共体外交一致原则，单独承认两共和国

独立。在德国要挟下，欧共体于1991年12月16日作出决定，宣布于1992年1月15日承认斯、

克独立，从而使斯、克独立基本成为事实。

在西方国家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以后，南联邦冲突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

年10月3日，联邦主席团发生严重分裂，斯、克、波黑和马其顿的成员不再参加联邦主席团

会议，联邦基础发生严重动摇，维护南联邦统一变得十分困难。此后，南内战性质逐步从维

护国家统一向塞克两共和国争夺领土的方向转变。1992年1月15日，欧共体12国宣布承认

斯、克两共和国独立。4月6日，欧共体又宣布承认波黑独立。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

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加紧

谈判，于1992年4月27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至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彻底解体，在原南境内出现了五国并存的局面。

由上可见，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广泛干预，是造成南联邦解体的重大因素。南

联邦的解体，并未导致战火的平息，相反，由于战火蔓延到波黑共和国，使前南地区武装冲

突规模进一步扩大，并直接威胁到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前南地区冲突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六个共和国组成,1991年,原南联盟解体,逐渐分解成多个独立的国家,目前已经分解成七个国家,其中六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一个只有部分国家承认.

1.塞尔维亚:

1991年，原南开始解体。1992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2月4日，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6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

2.黑山:

1991年，原南开始解体。1992年，黑山与塞尔维亚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2月4日，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 。同年6月22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006年6月28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接纳黑山共和国为联合国第192个成员国 。

3.克罗地亚:

1991年6月25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同年10月8日正式宣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1992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承认克罗地亚为主权独立国家.1992年5月22日，克罗地亚加入联合国。

4.斯洛文尼亚:

1991年6月25日，斯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1992年5月22日加入联合国。

5.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年3月，波黑就国家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决，波族和克族赞成独立，塞族抵制投票，此后，波黑三族间爆发了历时三年半的战争。1992年5月22日，波黑加入联合国。1995年11月21日，在美国主持下，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图季曼和波黑共和国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签署了代顿波黑和平协议，波黑战争结束。

6.马其顿:

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正式宣布独立。但它的独立由于希腊反对使用“马其顿”的国名而迟迟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1992年12月10日，马其顿共和国议会经多数议员投票表决，原则同意将马其顿国家改名为“马其顿（斯科普里）共和国”。1993年4月7日，马其顿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暂时名称加入联合国。

马其顿对内对外坚持使用其宪法国名“马其顿共和国”,但遭到其邻国希腊的坚决反对。希腊强烈要求马其顿使用其在1993年加入联合国时使用的“前南马其顿共和国”的名字，原因是希腊北部有个马其顿省，希腊认为马其顿的国名暗示其对这个地区存在领土要求。

7.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独立宣言，宣布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塞尔维亚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称，塞尔维亚将永远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2008年4月9日，科索沃议会特别会议通过新宪法。根据这部宪法，科索沃为“议会制共和国”，官方语言为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科索沃将与所有邻国创建睦邻关系.目前,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宣布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称霸草原二百年的匈奴族是白种人吗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公元四--五世纪)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将近二百年，其统治疆域不仅包括了长城和天山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影响所及，东到大海，西抵中亚，北控西伯利亚高原，对中国历史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同时并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北匈奴被迫西迁后，在欧洲曾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几十年中席卷了欧洲大部，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亦不可低估。多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对匈奴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其中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匈奴民族是如何起源和形成的。

过去笔者在《匈奴民族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辩难》一文中，曾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考察了匈奴与自然地理环境，匈奴的葬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问题，切断了匈奴与北狄在族源上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匈奴与北方游牧民族鬼方、獯鬻、猃狁、北狄同族源说。在此，谨就这一问题再提几点补充意兄，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匈奴民族形成于何时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诸家分歧的焦点。其中早者认为匈奴起源于夏商：晚者则坚持匈奴起源于战国。上下相距一、二千年，时差可谓大矣!

笔者认为，在考察匈奴民族的形成过程，探讨匈奴族源问题时，首先应当搞清楚“民族”这个概念，对民族的定义作出统一的规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展开有意义的讨论，以期逐步解决这一难题。

关于民族的定义，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各种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和民族，都可从广义上称为民族；但更多的学者则主张民族是原始社会后期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融合而成的，是“政治社会”即阶级社会或文明社会的产物，应与氏族，部落的概念有本质的区别。

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民族产生至民族消亡，是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相适应，与阶级社会的存在相始终的。故原始社会时，民族应未产生。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的。

在民族概念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再来探讨匈奴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

既然民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匈奴何时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就成了匈奴民族形成何时的关键。

《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匈奴早期历史时这样写道：“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段记载正是匈奴在头曼单于之前，牧场仍归氏族公有，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氏族组织还未解体，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极不稳定，王位并未世袭，国家还未建立的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状况表明，匈奴当时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还未踏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也就是说，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还未最后形成。

到了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和其子冒顿单于时(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前二世纪早期)，匈奴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显著标志是，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确立了匈奴单于的世袭制度。匈奴单于世袭制的确立也标志着匈奴社会从此进入阶级社会。

另外，在漠北发掘的属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的匈奴墓葬中，有随葬品甚为丰盛富有的大墓，还有许多随葬品极其贫乏穷困的小墓。这可以看作是匈奴社会发生质变的一种反映。

匈奴名称最早见于古代文献的年代是公元前四世纪末，这恐怕是匈奴同中原诸侯国接触的上限，也应是匈奴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更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和政治实体而崛起于大漠南北。否则，一部匈奴史何不自有商周间的鬼方开始?

关于匈奴人种归属的联想

由于人种在构成民族待征的诸因素中，最具有遗传性和稳定性，对研究古代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匈奴人种归属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见解：匈奴应属蒙古人种；匈奴是一个混合的种族，兼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种成分；匈奴属于欧罗巴人种。

潘其风先生根据国内外发现的匈奴的颅骨材料，分析了匈奴的人种成分，发表了《从颅骨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等几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些论据和推论给了我几点启示，激发了关于匈奴人种归属的一些联想。

1977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东汉时期(相当于公元二世纪)的南匈奴贵族墓，该墓随葬品中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一枚可证。“综合形态和测量分析两方面的比较，大通匈奴颅骨体质特征的主要倾向，表现出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关系。”“基本上与贝加尔湖匈奴组接近。”但，“又与贝加尔湖匈奴组不尽相同”。

1973年发现的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古墓，据考古发掘报告说，这是春秋晚期白狄或称为先匈奴的墓葬”。“桃红巴拉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匈奴有些相似”，但“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979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毛庆沟遗址发现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发掘报告认为毛庆沟第一期文化应属于某一支狄人的文化。而二、三、四期文化则可能与楼烦有关。毛庆沟组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人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就现有的颅骨材料，我们知道甘肃史前混合组、商代殷墟安阳一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山根组等古代居民的面宽都偏窄。也可以说至少远在青铜时代，一种面型相对较狭的古代居民就已经广泛地分布于华北地区。与此相联系考虑，毛庆沟组的面宽较窄这一特征的出现，可能并非偶然，这也许可以认为毛庆沟组的体质特征与青铜时代的华北居民有较密切的关系。”

潘其风先生列了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春秋晚期白狄或先匈奴墓、内蒙古集宁市凉城毛庆沟战围时期狄人墓墓主人颅骨体质特征后指出：“上述匈奴头骨材料出土地点的地理分布，在亚洲发现的地域南自河套地区，北至贝加尔湖。时代自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包括了春秋战国、西汉和东汉几个历史时期。分析这几组匈奴头骨人种的类型的差异和分布，大致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些现象：

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诺颜山出土的头骨的人种类型基本相同，都可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中还杂有欧罗巴人种因素的混入。但离诺颜山以西三百公里的呼尼河沿岸发现的时代稍晚的匈奴人群中，则存在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个大人种共存的现象。

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匈奴墓葬中，迄今尚未见到有两个大人种共存或混血的现象。同时也缺乏以长颅型结合低颅型为主要特征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两组头骨的颅面形态特征虽然带有某些北亚人种的因素，如较高的上面高和扁平的面部，但主要是以接近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势，尤其像毛庆沟组头骨中普遍的高颅性质和较窄的面宽这类与东亚人种相似的特征，显然与外贝加尔地区和诺颜山的匈奴头骨有差别。从时代上看，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两组均早于外贝加尔和诺颜山的匈奴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欧匈牙利发现的匈奴时期墓葬中得到的古人类学材料，也有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这证明了入侵欧洲的匈人就是源于东方的匈奴。既然北匈奴的后裔仍保持有古西伯利亚类型的特征，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组成北匈奴的主体居民是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群。”

从以上几组匈奴人种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在外贝加尔和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人骨可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所谓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骨虽带有北亚人种的因素，但主要是以接近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势；青海大通发现的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人骨表现出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墓葬的族属是否为匈奴?我们曾在有关文章中对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一批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的可信程度提出质疑，并认为由于北狄与匈奴实非一族，而至战国晚期之前，在鄂尔多斯一带活动的民族主要是北狄，并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因此这批墓葬的族属应是北狄。田广金先生在后来出版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中，已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修正。

由此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先于匈奴民族几百年，从“原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而活动于北方地区的北狄民族，通过与华北地区华夏民族的接触，不但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人种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更接近于东亚类型。

(2)于公元前三世纪兴起的匈奴民族，其人种应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后在其民族大发展和大融合阶段，又杂入了东亚类型、欧罗巴人种等成分，但在程度上，这种东亚类型成分也比北狄民族的东亚类型成分所占比例少得多。这可能是由于强大的秦汉政权与匈奴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敌对性和地理区域上的隔离性所造成的。

匈奴人种的归属还说明，在匈奴民族兴起之前，与中原华夏民族打过交道的鬼方，猃狁和北狄绝非匈奴或先匈奴，否则上千年的交往混居，恐怕难以保持匈奴原生血统的“纯洁性”，从而应在后来的匈奴民族人种成分上，表现出更多的东亚类型体质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从青海大通县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人骨仍以古西伯利亚类型成分为主这一事实中得到了印证。

匈奴民族与夏、羌等民族同一族源辩难

在匈奴族源诸说中，匈奴与夏同族之说历史最为悠久。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一开始便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以后历代，倾向此说者不乏其人。

内蒙古考古所的陆思贤先生，在《“撑犁孤涂单于”词义反映的“挛鞮氏”族源》一文中论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其论据主要是：匈奴统治集团的主体民族奉祀的原始图腾是龙；顾颉刚先生认为黄帝、禹、烛龙、鼓、垣娥等神话均属于昆仑系，出于羌戎，匈奴统治者挛鞮氏对于天与龙的信仰又如此相似，那么也应源出羌戎；夏民族与匈奴民族的立国星象同为“昂星团”，说明夏民族在远古也是匈奴的一个支系，或同出于羌戎族；夏民族与匈奴族所崇拜的图腾神都是龙，族源相同也无可非议。

对陆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试提几个问题如下，以期引起讨论

（1）匈奴与夏在人种类型上的比较

前面我已介绍了匈奴民族的人种类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夏民族的人种类型的归属。

由于相当于夏代的河南龙山文心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人骨材料采集缺乏，夏民族人种类型还不能明确定性。但韩康信、潘其风二位先生在经过分析比较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大约在公元前第五--四千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眶裂，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突颔、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华夏集团有关。”这就说明，夏民族的人种类型至少不能归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也就是说，从人种学的角度，排除了夏民族与匈奴民族同一族源的可能性。

（2）匈奴民族与夏、羌在语言上的异同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研究各种人们共同体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时，语言是最显著的民族学标志。

关于匈奴民族的语言问题。目前研究匈奴语言的学者一致认为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但究竞该语系中的蒙古语种抑或突厥语族，则尚有争议。留传至今的匈奴语并不多。《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现存的匈奴语汇是由西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

关于夏民族的语言问题，虽然目前仍在探索阶段。但近些年来考古学的新发现，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邹衡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指出：“尽管现在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尚未完全一致，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文字……都刻在陶器之上，……这些陶文……从结构来看，同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汉字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时产生的。夏代的文字与以后的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乃至楷书是一脉相承的。夏民族的语言也无疑属于汉藏语系。这就说明，夏民族与匈奴民族在语言上是分属两个语系，毫无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即无语言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并且，夏民族已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匈奴民族则有语言而无文字。很难想象，与夏民族同族源的匈奴通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民族之后，竞将原有的语言演化为另一语系的语言，并丧失了原有文字!

另外，羌族语言亦属汉藏语系，早巳成为定论，与匈奴语也不能混为一谈。

(3)匈奴与夏、羌在图腾上相同与否的意义何在

图腾是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母系氏族是同时发生的，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产物，并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记忆体在过。

匈奴的图腾是什么?有人认为以龙为图腾，姑可作为一说。此外，匈奴中的不同氏族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图腾。于省吾先生在《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一文中说：“《晋书?四夷匈奴传》：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当时匈奴可能处在父系制时代，因而还保存着图腾划分氏族的遗风。”这十九种部落虽皆称北狄，却并不尽为匈奴。且当时的匈奴不可能仍处于父系制时代。但由此却可知匈奴的图腾不止一种。在北方广大地区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纹母题，主要有鸟纹、蛇纹、鹿纹、山羊纹、虎纹、豹纹、马纹、牛纹、驼纹、狼纹和其它不明种属的动物纹等。其中鸟纹、蛇纹、鹿纹、山羊纹和虎纹，是各个时期最有特征的。这么多动物纹母题的存在，似乎也可作为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图腾崇拜多样性的考古实物例证。

羌的图腾是什么?于省吾先生认为：“《后汉书?西羌传》：西羌有牦牛种、白马种、参狼种等，都系图腾名称。”另外，根据历史文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羌族还敬“羊神“和”“白石神”。

夏的图腾是什么?根据不同的传说，有不同的传说，有薏苡图腾说、石图腾说、熊图腾说、鱼图腾说、龙图腾说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图腾理解为夏族图腾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古代图腾研究尚缺乏全面、翔实的材料，大多是一种猜测，所以仅以图腾相同与否作为若干民族是否同源，以之作为参考还可以，但作为论据则缺乏科学性。就拿龙图腾崇拜来说，我国还有不少民族的图腾与之有关，如古越人及苗，蹿、傣等族。当然，人们是绝不会认为这些民族既以龙为图腾，就一定与夏、匈奴等族同源的。

（4）匈奴与夏、羌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关系

国内外发现的属于匈奴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和国内发现的属于夏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及属于古羌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鉴于篇幅有限，不可能罗列大量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以作分析比较，故笔者在此仅想借此题目作为一种提示。有关问题将另文论述。

从匈奴姓氏看匈奴与他族之关系

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因此姓氏的同异也能区别民族的同异。

部落联盟是形成民族的母体，而部落是由若干氏族组成的。氏族--部落是有着单一不变的共同祖先的纯血统的人们共同体。姓氏是氏族组织的标志之一，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姓氏的来源主要有：(1)血缘的因素，如姒、姬、姜等古姓均从女旁，“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2)地缘的因素，如黄帝本姓公孙，后因“长于姬水”，改为姬姓；神农氏因“长于姜水，故为姜姓。”(3)由图腾的名称发展而来，如云南新平杨武鲁魁大寨的彝族人认为，方姓是獐子变来的；杨姓是绵羊变来的；范姓是水牛变来的；张姓是绿斑鸠变来的等等。”此外，还有以国为姓，以官为姓者。姓往往表示氏族成员所出生的氏族；同姓的氏族部落则表示这些氏族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社会的发展导致氏族--部落制度的瓦解，人们冲破血缘纽带的束缚，在一定范围内流动交往，混杂居住，使原先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逐步具有操同一语言并占有一个共同地域等特征,从而成为产生和发展民族的母体。因此，对古代姓氏构成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探寻古代民族的族源以及识别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一条颇有参考价值的线索。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匈奴开国时期，除了皇族挛鞮氏外，有两个显贵氏族即呼衍氏和兰氏，后又有须卜氏。东汉时期增加了一个名族丘林氏。到南匈奴时，还有出身于韩氏、当于氏、呼衍氏、郎氏，栗籍氏等各氏族的骨都侯。《晋书?北狄匈奴传》也说匈奴有出身于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等氏族的人世代担任高官显职，还有“勇健而好反叛”的綦母氏、勒氏等氏族。到了魏晋时期，在匈奴中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显贵氏族即屠各氏和沮渠氏。

据《春秋》、《左传》、《国语?周语》、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等历史文献记载，赤狄包括东山皋落氏、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部落集团；赤狄统治集团原姓隗，后又融入妘、姬二姓。白狄包括鲜虞、肥、鼓等部落集团，其族姓为姮；春秋战国时鲜虞统治集团又为姬姓。长狄的族姓如漆。

关于夏的姓氏，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侯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绘氏，章氏、冥氏、斟戈氏。”

比较一下以上三个古代民族的姓氏，似乎看不到三者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这就又从“姓氏学”的角度，排除了匈奴与北狄、夏属于同一族源的可能性。

在关于匈奴族源的四种观点中，最有影响的实际上是鬼方、混夷、獯鬻、猃狁、戎、北狄和匈奴(胡)一脉相承之说，以及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之说两家。通过对这两家观点的辩难，笔者认为两家观点难以成立，应当予以排除；并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匈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

匈奴形成和发展的前一阶段是匈奴民族旳一元形成时期，即匈奴民族的主体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脱胎而成，其中并无其他“老民族”的成分；后一阶段才是匈奴民族的多元发展时期，即又融入了多种民族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一阶段中，匈奴民族有被笼统化和扩大化的倾向。在匈奴民族统治的疆域内，除了一些被同化的部落和民族外，还有许多被征服了的部落和民族，如鸟桓、鲜卑、丁零等，他们虽然在匈奴民族的统治之下，但仍保持自身的民族特征，未被同化，正因为如此，当匈奴民族衰落和西迁后，这些原来被统称为“匈奴”的部落和民族才又分化出来，再度发展、崛起。这里需要把握住两个概念，一是纵向的，即匈奴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二是横向的，即匈奴民族主体构成的排他性。

这就是匈奴形成和发展阶段说的概念和内涵。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此说，大致勾画出匈奴族形成过程的轮廓来呢?笔者作了以下的尝试。

根据前面匈奴人种的分析结果，匈奴民族的祖源可能活动于大漠以北，时间长约“千有余岁”。汉初的娄敬说匈奴“本处北海之滨”(北海，一般指今贝加尔湖)，可以作为一条印证材料。后其重心南移，约公元前四世纪晚期，才与中原诸侯国接触，并始见于历史文献。

关于匈奴此时南下的原因，估计与当时东亚地区气候上总的变化趋势有关。“从气候的变迁来说，根据孢粉分析以C14年代的测定，我国的广大地区，在五、六千年以前曾具有一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根据大量考古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分析，从三千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着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大致在二千到二千五百年前，我国温暖气候开始转向寒冷。五、六千年的湿润气候，之后所出现的变化阶段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和长江以南都有证据。尽管它们发生的时间未必完全一致，但是，一个非常干燥阶段的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24] 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在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这时年平均温度耍降低一到二摄氏度，即等温线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里，即从长城一线推到黄河以北。这一趋势是从东向西发展。另外，四至六世纪和十一至十三世纪也正是亚洲的干燥期。这些自然条件的变化，正好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与西迁，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公元四百年的“五胡十六国”，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关--相吻合。这一现象似乎不能当成纯属巧合。

另外，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游牧经济的特点，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匈奴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手工业和农业虽已产生，但所占比重甚小。第二，游牧经济决定其生活的流动性。游牧民的迁移，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比较固定的路线，在传统范围内往复进行的，但是这种相对固定性很容易由于天灾或其他地区游牧民的干扰而受到破坏，从而迫使他们做出超乎寻常的大规模与远距离的迁徙。第三，是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一遇风灾大雪，严寒旱疫，牲畜便大量死亡，使牧民的生活和再生产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例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曾记载了公元前104年冬，前89年，前71年冬，前68年及公元46年前后，匈奴地区发生的这类情况。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便导致了匈奴的政权和武功忽强怱弱，骤兴骤衰。经济上的单一性决定了对外交换的需要；生活上的流动性使之容易突破自然经济的隔绝状态；而经济上特殊的脆弱性更增强了与外界进行交换的迫切程度。当时，蒙古草原的东、西、北三面所分布的都是经济类型相似的民族，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而南面中原的农业地区则是唯一的交换市场。再加上农区和牧区之间没有巨大的自然屏障，而且还有像河套这样宜农宜牧的过渡地带，可以充当农、牧民族进行交流的桥梁。

这种自然上的经济上的诸多因素集合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北方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不断反复的“南向运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军事冲突。

约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匈奴民族初步形成。匈奴历史上第一个单于头曼，建王庭于漠南阴山之北的头曼城。其势力突破了长城，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收复了“河南地”，头曼单于不胜秦，北徙。公元前209年，中原各地起兵反秦，“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西汉元帝时，“习边事”的郎中侯应说：“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干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也。”可知冒顿单于原来也居于阴山之中。之后，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北方诸族，以国家形式独立于北方草原地区，并将其单于庭由漠南阴山之北迁至漠北。

简言之，匈奴的祖源来自漠北；民族形成的发祥地在阴山一带；民族大发展时期的重心又回到漠北。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应具有阶段性和多样性，不同的民族也应有不同的历史和道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他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许多特征，具有可识别性；就其个别特征来看，或许是若干民族所共有的，但就某个民族的全貌来说，它又是仅为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匈奴族源作为一个历史上的难题，难就难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缺环甚多，无法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找到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复原匈奴历史的本来面貌，仅仅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上做文章就不够了。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姓氏学、宗教符号学、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包括想象力在内的逻辑推理，对匈奴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求逐步作出符合历史逻辑性的具有最大可信程度的结论。匈奴是一个“死亡”了的民族，其历史面貌扑朔迷离、迷团如麻，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耐人寻味。我们希望经过学术界的不懈探索，匈奴最终能够以真实的历史面貌在学者们的笔端“复活”。

分析二战后波兰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周期

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惨案”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委员A. 兰普[1]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2]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

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团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4]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就常规而言，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在一般条件下也难有别的选择。但是东欧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大异，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财政紧缩的结果导致投资下降，企业资金短缺，需求萎缩，整个经济出现滑坡。1990—1991年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11.6%和11.7%，[5]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波兰式的私有化

在通货财政双紧缩、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波兰政府开始实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但是，价格可以即时放开，紧缩可以实行，私有化却不是说“化”就能化得了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一直到8年以后，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才接近达到。波兰私有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波兰剧变产生于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前体制下的腐败和化公为私而来的。在波兰最后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全面强化经理权力，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势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并清查这种“自发私有化”。这种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后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届波兰非***政府执政期间，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关键的一点是，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这种现象必须停止。”[6]自发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则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在民主制下，它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在剧变之初，波兰政府就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但是，这种方案与波兰工会运动“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第二届团派政府即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有趣的是，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后，类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通过。但那时已是剧变五年之后，私有化大势已成，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已经无从发挥了。

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剧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三大工会代表、企业技术管理部门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才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此时距波兰剧变已经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格旦斯克造船厂。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均未获工会通过。最后因拖延转制，企业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团结工会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

全民平分国有资产既未通过，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置换国有产权。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波兰企业中强大的工会力量又使外资望而却步。这样，波兰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

1. 小私有化。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由于其资本量小容易购买，这项工作在团派政府时期即已顺利完成，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

2.“靓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赢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即由企业内部职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200字

　开题报告中的选题是关键，选题即选择适当的题目，提出做什么。

开题报告范文篇一：

　一、选题依据(包括选择课题的背景、选题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早在十九世纪中末叶，世界上就出现了旋耕机，1910年左右才达到实用水平，1922年首先在澳洲和英国推广实用，以后扩展到以欧洲为主的许多国家。1930年以后，日本又将欧洲旱地使用的旋耕机成功地运用到水田。所以旋耕机在近几十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从国外的旋耕机使用情况来看，多数安有安全离合器，有两种以上刀滚转速，三四种刀型，配有铁轮或者胶轮限深装置。我国旋耕机的发展，是先有与手扶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轮式拖拉机的配套旋耕机是从1959年开始研制的，到1963年已有十几种不同型号的旋耕机 用于生产。

　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越来越重视，粮食生产产量从而得到稳步提升。但是在很多地方，人们仍习惯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造成春冬季节地表的长期裸露，这样就会导致我国许多地区耕地的土壤表层有机物质和水分的严重流失，从而加剧土壤贫瘠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由于长期对土地营养物质的大肆吸收，导致农田土壤肥力日趋下降，土地得不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进而导致农业生态系统逐渐恶化，严重制约我国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方向。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改革深入，小型农机现在已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合理有效地组装各种功能的工作部件和装置形成的多功能旋耕机越来越成为研究方向，这样， 结 构 紧 凑，功 能 齐 全，机 动 性 、操 作 性 好，能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旋耕机是拖拉机的主要配套农机具之一，对土壤进行旋耕作业，将犁和耙二道工序合为一体，适合水田和早地耕作，尤其适合北方旱地作业，主要用以完成耕整碎土作业;专门设计的灭茬机主要用以打碎浅土里的留茬根部;专门设计的秸杆还田机主要是对留在地里的秸杆(例如麦杆、棉花杆、玉米杆等)进行粉碎后还田。上述三种作业机具，工作原理相同，结构也相差不大，不同的是旋耕刀具工作转向与前进的驱动轮同向，灭茬机及秸杆还田机的刀具工作转向与驱动轮前进相反，且这三种作业机要求的刀具转速相差较大。

　如何实现旋耕、灭茬、秸杆还田三种作业功能在同一机具上完成，一直是急待农机科研工作者解决的设计难题。因此，设计一种能方便变换刀具旋向和转速，可以按照需要完成旋耕、灭茬、秸杆还田三种作业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旋耕机，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实现农业机械化进程。

　二、选题研究现状(包括目前国内外对本选题的研究情况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国外旋耕机的发展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起始于英、美，由3一4 kw内燃机驱动，主要用于庭院耕作，直至IJ型旋耕刀研制成功后，旋耕机才进人大田作业川。旋耕机切土、碎土能力强，一次旋耕能够达到一般犁耙作业几次才能达到的碎土效果，而且旋耕后的地表平整、松软，更能满足精耕细作的要求。使用旋耕机能有效缩短工序时间，从此成为现代农业的象征。旋耕机的样式，不是一成不变。旋耕机的发展，伴随着技术的改进，而随着每一次突破性的技术革新，旋耕机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上世纪初，日本从欧洲引进旱田旋耕机后，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研制出适用于水田耕作要求的弯刀，解决了刀齿和刀轴缠草问题。二战以后，新式旋耕机在日本全国迅速普及，日本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约一半的耕地是水田，日本研制新型旋耕机并大范围使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而言，很具有借鉴性。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和应用旋耕技术。诸如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芬兰、 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在果树和蔬菜地上已经十分广泛地使用各种小型旋耕机械进行旋耕、犁耕、开沟、起垄、中耕、培土、铺膜、打孔、播种、灌溉和施肥等作业项目。荷兰、以色列、日本、美国等国家对温室用作业机具进行了系统的开发、研究、推广和应用，许多作业项目如耕整地、播种、间苗、中耕和除草都已实现了机械化。

　中国对旋耕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主要研制与手扶拖拉机配套使用的旋耕机，后来又研制出了与中型轮式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70年代初，我国终于完成了与当时国产各类拖拉机配套的系列旋耕机的设计，旋耕机开始在北方平原旱田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旋耕机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单机研制、发展系列产品、新产品的开发和换代三个阶段。随着现代种植、耕作农艺的发展，在旋耕机基础上，还产生了多用途的联合复式作业机。新型系列旋耕机采用新型旋耕刀，综合了合理的速度参数、幅宽和复式作业功能，满足不同的耕作用途与农艺要求。新型的自走式驱动型旋耕机，强化土壤耕作过程，满足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土壤类型，一次耕作可以联合作业，有自身动力驱动，作业时不需要牵引功率，减少了功率的消耗，更加节能环保。当前，我国旋耕机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应用最广的北方旱地，逐渐蔓延到南方水田，牧场、荒地和果林等都有使用旋耕机进行耕耘作业。

　目前，在国内成型的旋耕机械产品中,以卧式旋耕机为主流，该种旋耕机对土壤适应性强、混土效果好，一次性作业可达到翻土、碎土和平整地表的要求。但一般耕深较浅，漏耕严重，工作部件易缠草堵泥且作业时消耗功率较大，为此，

　近几年推出了立式和斜置式旋耕机。立式旋耕机主要适用于灭茬作业，斜置式旋耕机是一种综合了犁耕与旋耕的特点，功耗低，耕作质量好的新型耕作机具。在卧式旋耕机中，按旋耕机切刀轴与拖拉机轮子的转向可分为正转和反转两种。旋耕机切刀轴与拖拉机轮子转向一致的正转旋耕机,反之，为反转旋耕机。反转旋耕机是在正转旋耕机的基础上提出的,后来又推出了潜土反转旋耕机和正反转旋耕机。反转旋耕机可作为大中型联合收割机的主要配套机具,能形成土壤埋茬,有利于秸秆还田,实现增加土壤有机质的目的。潜土反转旋耕机可加大深耕,还可有效地解决刀轴前方壅土问题。正反转旋耕机通过传动机构和工作部件的结合,能使切刀轴正反转,同时完成灭茬和旋耕作业,实现一机多用。旋耕机入土深度一般小于旋耕部件半径的10%～20%,考虑到旋耕部件半径大小所需的相适应的单位能耗,应使旋耕机刀轴距地面较深。有的设计依据旋耕部件与耕深的相对关系,把中央调速器直接安装在旋耕部件的轴上。这样可保证农具的最小能耗,最小的材料消耗和较好的工作质量。旋耕机刀刃口曲线大多采用阿基米德曲线,另外等角对数曲线、正弦指数曲线等也有所应用。近几年，我国学者提出了多种刃口曲线,如节能型刃口曲线设计、平面型和曲面型正切面的设计、放射螺线作为生成过渡面的曲导线设计等。近些年来,为适应当前生产需要,还开发出1.25～2.80m幅宽多种型号的旋耕机。如南昌旋耕机厂生产的1GN系列和1G系列多种型号的旋耕机;江苏省连云港旋耕机集团公司生产的1GE2 210型旋耕机和1GQN 250S 型耕机。目前我国使用的联合作业机型有1GH 280 型松旋起垄机、1GSZ 210/280型组合实旋耕多用机、1GZJ 210型旋耕灭茬联合整地机、1GLT4型松旋灭茬起垄通用机及1QH 280D型灭茬旋耕多用机等.

　但是，我国旋耕机任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拖拉机动力输出轴容易损坏;

　2、十字万向传动轴使用寿命短;3、缺少与大功率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4、作业性能满足不了当今农业要;5.缺少与大功率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除此之外，由于设计材质及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原因，国产的旋耕机械在工作时易发生十字万向传动轴损坏、拖拉机动力输出轴容易损坏、整机作业性能不稳定和易缠草堵泥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去解决。

开题报告范文篇二：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应用研究

　任务书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 设计(论文)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部分，公允价值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相关理论。

　第三部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价基础选择的变迁。

　第四部分，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应用的现状。

　第五部分，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运用中的完善建议。 姓名： 刘永兵 学号： 0121003920804

　(二) 完成的主要任务及要求：

　主要任务：首先对课题有总体的认识，包括查询文献了解公允价值引用历史和局限性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复杂性，分析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应用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从而为今后规范财会从业人员会计操作提供依据。

　具体要求：

　1)认真科学地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资料;

　2)根据研究分析文献资料的结果，详细分析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应用局限并探寻解决方案;

　3)用事实说话，且数据准确、可靠，论据充分;

　4)语言通顺，逻辑性强 。

　(三) 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

　2014.02.15～2014.03.01 准备开题报告，撰写第一稿大纲。

　2014.03.01～2014.03.08 完成开题报告，交指导老师审阅。

　2014.03.09～2014.04.01 修改开题报告、毕业论文大纲、英文翻译，并定稿。

　2014.04.01～2014.04.20 撰写论文第一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并进行修改。

　2014.04.20～2014.05.15 撰写论文第二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并进行修改。

　2014.05.16～2014.05.25 根据论文定稿格式要求，完成论文定稿。

　2014.05.26～2014.05.31 准备好毕业设计所有相关材料;准备答辩。

　(四) 必读参考文献：

　1田春晓. 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适用范围的思考[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1(17)

　2徐文娟.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涉及的税种探析[J]. 企业家天地(理论版). 2011(07)

　3李忠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 中国证券期货. 2011(07)

　4杨继明.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疑点解析[J]. 审计月刊. 2011(07)

　5吕继英,王竹南,余红. 不等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之完善[J]. 财会月刊. 2011(17)

　6马悦,邵颂豪.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资产定价方法比较[J]. 财会月刊. 2011(16)

　7陈立波,李谷音.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润操纵影响分析[J]. 财会通讯. 2011(13)

　8黄媛. 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资产交换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及对策[J]. 商业文化(下半月). 2011(04)

　9高玉红.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重难点解析[J]. 财经界. 2011(02)

　10周炳伟.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现状与改进[J]. 会计师. 2011(01)

　11高春连. 对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思考[J]. 现代商业. 2010(36)

　12周玉清. 浅析《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J]. 商场现代化. 2010(34)

　13赵艳.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思考[J]. 财会通讯. 2010(28)

　14金永,玄立平.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入账成本探析[J]. 财会通讯. 2010(28)

　15翁玉良.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J]. 东方企业文化. 2010(12)

　16段晓宇,章新蓉.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确凿证据?操作化的探讨[J]. 商业会计. 2010(11)

　17卢梅华.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变化对企业的影响[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10(06)

　18潘焕娣. 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问题的研究[J]. 商品与质量. 2010(S5)

　19徐擘. 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应用[J].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2010(05)

　20FASB, APB29, Accounting for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21FASB, FAS153, Exchanges of Nonmonetary Assets.

　22James M. Fornaro, Rita J. Buttermilch, and John Biondo. Accounting for

　Non-monetary Exchanges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SFAS153 [J].The CPA Journal. 2008.2

　23KPMG LLP(US). Accounting for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M].Defining Issues. 2004.12

　24J. David Spiceland, James F. Sepe, Lawrence A.Tomassin.i 2004.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3rd ed. Irwin: Mc Graw-Hil,l 478~1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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